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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幸福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政治
信息来源:灌云县委宣传部,    ‖    发稿作者:灌云县委宣传部,     ‖    发布时间:2011-10-08    ‖    查看 15

    脱离了国民幸福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充满革命激情的阶级斗争,还是饱含计算理性的经济建设,都将丧失其正当性与合法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民幸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概念。不丹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重视“国民幸福总值”的国家。其后,美国、英国、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研究“幸福指数”,并创设了不同的幸福指数模式。国民幸福成为现代社会最大的政治。


  现代政治是国民幸福的重要源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在其本性上是一个政治的动物,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人类由男女发展出家庭,进次村坊,又由村坊扩至城邦,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他提出,只有具备了最优良的政体的城邦,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优良的城邦,才有获致幸福的最大希望;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必然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在现代社会,政治的力量或显或隐地笼罩着国民的生产、交换、消费和交往等各个领域,成为国民幸福的重要源泉。


  国民幸福是现代政治的根本目的。经过西方契约论的思想启蒙后,现代政治文明基本达成了一项普遍的社会共识,即政府存设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人生而平等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或者是保护人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对压迫的抵抗。尽管表述不同,但是它们都毫无例外指向国民幸福或直接同国民的幸福欲求相关。在功利主义者边沁看来,立法是“政治的艺术”。好的立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实现,一切法律所具有或通常应具有的一般目的,是增长社会幸福的总和。因此,法律体系必须以苦乐为原理,考虑国民全体的幸福,使生存、平等、富裕和安全成为良好政府和优良立法的目标。


  国民幸福是相异的政治实践的共同追求。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不同的民族或国家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会走不同的道路,甚至有时会遭受沉痛的代价。但是,这些相互差异甚至出错的道路,并不说明这些民族或国家的政治目标是要远离国民幸福;而只能说明,他们对达致国民幸福的方式或道路的理解出现了分歧或误解。这恰如极端痛苦的人之所以选择死亡而不是苟活,并不表明他拒绝幸福,而是意味着在他看来,死比活着更好或生不如死。因此,不同的政治模式之间的区别不是对幸福的悦纳或者拒绝,而是对通向幸福目标的路径的理解。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有“大政府,小社会”,也有“小政府,大社会”。究竟是选择强而大的政府,还是倾情弱而小的政府,这取决于对国民幸福的促进。


  国民幸福是社会建设的终极目的。纵观历史和世界,无论是救亡革命,还是阶级斗争抑或经济建设,它们都只是实现国民幸福的不同手段;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它们都曾有其合理性。但是,脱离了国民幸福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充满革命激情的阶级斗争,还是饱含计算理性的经济建设,都将丧失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因为人们无法设想,一个社会存在的目的只是为阶级斗争而斗争,或为经济建设而建设。中国共产党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获得人们的认同,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不断回应社会大众对幸福的要求,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始终把人民幸福作为革命和执政的根本目标。


    但是,以国民幸福作为政治的崇高目标,其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为了国民幸福而“幸福”,使之成为政治的无奈催迫而不是政治的理想追求与担当。反之,就会演化成国民伪幸福。汪洋书记说:“建设幸福广东,要防止在过去片面追求生产总值增长上出现的问题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重演。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不顾客观规律,追求贴幸福标签的政绩工程。”这对于科学地实践为国民幸福的执政理念意味深长!(改革开放视阈下我国社会意识变动趋向与规律研究》课题组)


来源: 2011年08月08日《南方日报》网络版